张伯苓:不懂体育者,不可当校长

发稿时间:2015-12-30浏览次数:38

作者:储召生

 张伯苓认为,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“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”五端,其中“弱、散、私”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。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,尤重在体德之兼进,体与育并重。

 在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即将召开之际,回顾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,张伯苓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: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里,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、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;他还是国民政府首届全国运动会(1910)总裁判和中国奥委会(1931)创始人,被尊为“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”。

 张伯苓曾言:不懂体育者,不可以当校长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,张伯苓何出此言?

“强国先强身”

 清末民初,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,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们都在苦苦寻求救国的良方。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体制改革之外,不少人还提出了改良人种的问题,所谓“强国必先强种”是也。

 这或许是受近邻日本的影响。1853年美国培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之后,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改革之外,还提倡“文明开化”,鼓励日本女子与白色人种结合,以达到改良黄色人种的目的。

 对于“强种”,张伯苓有自己切身的体会。1898年,年轻的张伯苓在海军通济舰服役,奉命到刘公岛执行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任务,一个中国兵和一个英国兵并肩而立的场景,让他久久不能忘怀。

 “那英兵身体魁伟,穿戴得很庄严,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儿。但我们中国兵则大不然,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,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,胸前有一个勇字,面色憔悴,两肩高耸。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,实在天地的分别。”张伯苓当时感觉到极大的刺激和羞辱,多年之后仍历历在目。

 在威海卫,张伯苓目睹了“国帜三易”。按照《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》,原日本租借的威海卫要租让给英国。因此,这边厢刚降下日本的太阳旗,升上中国的龙旗,那边厢又要降下龙旗,升上英国的米字旗。多年之后,张伯苓回忆道:“念国家积弱至此,苟不自强,奚以图存,而自强之道,端在教育。”

 和日本人“强种”思路不同的是,张伯苓认为“强国必先强种,强种必先强身”。受日本的启发,清末翰林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,张伯苓被聘为校长。南开推行日式的新教育,“痛矫时弊、育才救国”是其办学宗旨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?张伯苓列了“重视体育、提倡科学、团体组织、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”五大训练方针,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。

 在张伯苓看来,体育不仅仅是一项体能训练。“体育发达,非身体之强健已也,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。读书佳者宜有健全身体,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体。”张伯苓认为,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“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”五端,其中“弱、散、私”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。

 作为私立学校的南开,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。但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,南开却不遗余力。上世纪20年代中期,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,却有15个篮球场、5个足球场、6个排球场、17个网球场、3处器械场,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。其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。

“强迫体育”

 “每天下午三点半,教室全部锁上,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,除了下大雨,天天练球、比赛,无处逃避。”回忆起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,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如此描述。

 这就是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“强迫体育”。南开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,考试不及格者强迫运动,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项目定时练习。学校每年都定期体检,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的学生,必须加强锻炼以弥补其不足。否则,不能毕业。

 如果仔细观察,南开的“强迫体育”其实包括三个方面。

 一是体育训练。如前文所述,南开各年级均开设体育课,按季节设有队列练习、柔软体操、轻重器械、技巧运动、健身舞蹈、球类及田径项目等。体育测试项目为百码跑、铅球、跳高、跳远、440码跑等。测试项目是硬杠杠,必须通过体育课和“三点半”后的课外体育活动,加强锻炼才能完成。

 二是卫生习惯。南开的体育与卫生是紧密联系的。其一是要求学生注意饮食,控制食欲。张伯苓认为,“普通少年大半以其胃口之发达,遂随意进食,毫无节制,乃伏后日生病之机”。其二是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。南开校门侧立有穿衣镜,其旁镌有镜箴曰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;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;气象:勿傲,勿暴,勿怠;颜色:宜和,宜静,宜庄。”如此重视对于国民体魄、身体姿势的矫正之举,曾引起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的极大兴趣。

  三是严禁陋习。当时的中国,上得起中学、大学的,大都是富家子弟,学生年龄差距也比较大;中国人又讲究早婚早育、多子多福,富贵人家更是妻妾成群。并且,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,有很多的赌场、妓院。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。张伯苓治下的南开,饮酒、赌博、冶游(嫖妓)、吸烟、早婚等是严格禁止的行为,犯者退学,绝不宽假。禁止这些容易让人精神颓废的陋习,就必须有健康活泼、积极向上的活动取而代之。这也是张伯苓在南开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的原因之一。

 许多南开学子对“强迫体育”都有过美好的回忆。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写道:“至今六十多年,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,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,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,有了生存的自信。”

“体与育兼营进”

 学校体育的重心在哪里?南开看重的是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。张伯苓认为,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,尤重在体德之兼进,体与育并重。

 民国初年,社会上体育风气极差,运动场上无时不争、无时不闹,国民素质的低下暴露无遗。面对这种情况,张伯苓看到了体育的独特作用。张伯苓认为,体育场上最培养“团结合作”“公平竞争”等体育道德和精神。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,“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、团结、合作以后,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”。

 在张伯苓看来,体育运动不仅能治国人的“弱”,还能治“散”与“私”。体育比赛尤其是球类运动,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,可治“不善团结、不能组织”的“散”病;体育比赛讲求法治、公平和竞争精神,可治“自私心太重,公德心太弱”的“私”病。这也是张伯苓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改造国人形象、培养救国人才的原因所在。

 张伯苓在南开提倡“运动仁侠”的精神。他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:一、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;二、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;三、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;四、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;五、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。这些要求,无不体现着体育道德、体育精神的重要性。

 张伯苓甚至认为,在体育道德面前,“欲成事者,须带有三分傻气”。张伯苓举例说,有的班级在跳高时,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,问他为什么,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,如果自己不这样做,不是太傻了吗?张伯苓担心,这样的学生,将来走出校门,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,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?“人惟有所不为也,而后可以有为”,张伯苓希望南开学子要有这样的“傻气”。

 南开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,也是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奖赏。对于代表校方在国家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者,也仅由校方负责拍照放大相片两张,一张留存学校,一张给得奖运动员。

“体育社会化生活化”

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,张伯苓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。社会上种种关于“提倡体育”“振兴体育”“介绍运动”乃至“体育救国”的口号,他也始终存有戒心。

 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后,张伯苓在《体育周报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今后之我国体育》,明确指出体育运动的范围不应限于学校,提倡体育的“社会化”“生活化”。其实这也是南开体育的传统特色。

 张伯苓认为,德智体三育之中,中国人最缺者为体育。“欧美人之知识发达,学术皆按科学之理得来。我国人固望尘莫及,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,我国人竭力追之,犹可及也。至体魄,则勿论欧美,与日本人较,已相差远矣!”因此,南开的体育活动是“强迫式”的,体育运动会也采取普及主义,尽量让更多的学生上场比赛。

 南开提倡的“普及体育”思想,与当时其他学校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对于一些学校的“选手体育”做法,张伯苓是很不以为然的。在《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》中,张伯苓说,“苓提倡运动目的,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;不仅在少数选手,而在全体学生。学生在校,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;学生出校,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”。

 张伯苓以举办运动会来培养学生对体育比赛的兴趣,并促进社会体育运动风气。1908年南开学校成立四周年之际,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。此后,几乎每年南开都要举办运动会。这也成为南开体育的一大特色。南开还注重与京津许多学校的体育交流,如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清华和南开举行的两校篮球和足球赛,是当时一项极有社会影响的传统赛事。张伯苓、马约翰两位体育名人亲自带队,一时也成为美谈。

 值得一提的是,张伯苓还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。1910年10月,张伯苓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南京组织和举办了全国性的运动会,并出任总裁判,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;1924年8月,张伯苓发起并组建“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”,并担任总负责人,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。1945年,张伯苓等决定申请第十五届奥运会1952年在中国举办,尽管未申办成功,但他“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”的称号实至名归。

 在体育乃至教育之外,张伯苓心里其实更有一个明确的强国梦。张伯苓说,“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,就是军队、军火等,其实不然,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”。张伯苓的中国梦,直到今天也难说已完全实现。

来源: 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7月31日第3版